8月29日，2020年第九届数量经济学国际学术会议博士生论坛“经济政策分析”以线上会议的形式成功举办。本场论坛持续4小时，来自多个院校的八名博士生参加会议并作出学术报告，吸引了共计100余人次的教师和同学们与会学习并交流。

 本场博士生论坛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朱平芳教授、东北财经大学齐鹰飞教授和华东师范大学董直庆教授共同主持，他们针对八位报告人的学术报告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第一位报告人是来自天津大学的曹绍朋博士，他为我们分享了题为《Does Monetary Policy Affect Corporate Capital Maturity Mismatch? ——Evidence from China》的研究。论文研究了紧缩的货币政策（MP）对长期投资公司的短期债务（SDLI）的影响，研究发现紧缩的MP与SDLI正相关，同时结果也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查。此外，文章还围绕MP导致企业面临更多融资约束、最终加剧SDFI的潜在渠道进行了深入探讨，MP和SDFI之间的关系也会受到公司特征、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分析师范围和内部监管的影响。研究还发现，SDLI对公司的运营和绩效具有重大的负面影响。

 针对曹绍朋博士的报告，董直庆教授提出了以下四点建议：第一，考虑错配指标的选取问题，错配指标选取是否合理，是否考虑股权融资；第二，考虑0-1变量问题以及“货币政策暴露”的定义；第三，短债长投是否就要风险要依据具体情况判断；第四，企业进行长期投资时会对货币政策进行预期。

 第二位报告人是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国文婷博士，她为我们分享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并购溢价的参照点效应研究》。论文基于2020全球经济大震荡背景，以2007-2019年中国上市及非上市企业收购境内或境外上市目标公司的并购业务为对象，研究目标公司地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非理性并购溢价决策——参照点效应的影响。结果发现，并购溢价决策中存在参照点效应，且在目标公司地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时，该参照点效应会明显增大。通过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在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下，宏观层面提高地区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微观层面提高企业自身的风险抵御能力或管理者谨慎程度、并购策略层面选择更熟悉的目标公司或做出让目标公司原股东共担风险的决策，可以降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并购溢价决策中参照点效应的影响。

       针对国文婷博士的报告，朱平芳教授提出了以下三点建议：第一，对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作出详细解释；第二，详述考虑交互项的作用途径；第三，增加内生性检验。

 第三位报告人是来自中央财经大学的姜珂博士，她为我们分享了《The Impact of Monetary Policy on Investor Sentiment——Evidence from China's News-based and Market-based Indicators》。论文考察了货币政策对中国投资者情绪的影响。结果表明，投资者情绪确实显著放大了收缩性（扩张性）货币政策冲击对股市的负面（正面）影响。发现政策利率的变化对投资者情绪的影响要大于总货币供应量。同样，政策利率的上升大大降低了预期的市场回报率和波动性，分别存在基于新闻和基于市场的投资者情绪。改变模型设置及投资者情绪的度量方式，上述结论仍旧成立。研究不仅指出了非理性因素对货币政策实施的重要性，还量化了政策工具和情绪措施的异质性影响。

 针对姜珂博士的报告，董直庆教授提出了以下三点建议：第一，考虑控制性变量的选取；第二，考虑投资者情绪的影响途径；第三，对比货币政策的差异；第四，考虑股市成熟度以及样本期的影响。

 第四位报告人是来自上海财经大学的彭娜博士，她为我们分享了《环境规制、区域创新能力与产业结构优化——基于中国准自然实验的研究》。彭娜博士表示，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过渡到高质量发展阶段，而现阶段经济体系面临着保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改善生态环境的严峻挑战。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正是解决这一挑战的重要抓手。论文以 2003-2009 年的 283 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利用“两控区”环境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 DID 方法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首先从整体来看，环境规制不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的提升，其影响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阶段性波动特征；分地区来看，环境规制促进了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对中西部地区具有抑制作用。其次，环境规制正向影响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但其影响具有时滞性，且对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此外，异质性分析表明区域创新能力可以正向调节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且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促进在创新能力较高地区更显著。因此，通过合理的环境规制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对于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和保护环境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之路。

 针对彭娜博士的报告，朱平芳教授提出了以下六点建议：第一，污染度量指标是否全面；第二，将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阶段的关系考虑到模型中；第三，考虑东部地区是否本身环境规制已经朝着合理化发展；第四，是否需要控制RIC；第五，是否需要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检验；第六，机制检验。

 第五位报告人是来自吉林大学的姜旭博士，他为我们分享了《稳增长视角下积极财政政策总量扩张和结构优化的动态选择》。论文通过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向量自回归模型（DSGE-VAR），利用基于历史平滑冲击的反事实分析，对我国2008-2012年、2013-2018年两轮积极财政政策的政策效果进行了动态评估，并借助贝叶斯DSGE-VAR 脉冲响应进一步对生产性财政政策和财政转移支付两种积极财政政策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不仅发挥了货币政策所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起到正向支撑效果。未来需要在稳货币、宽财政的基础上，进一步使生产性财政政策“提质”、财政转移支付“增效”，把握好稳增长与调结构之间的关系，严控债务风险，保证财政可持续。

 针对姜旭博士的报告，齐鹰飞教授提出了以下四点建议：第一，围绕财政政策实践进行选题；第二，对DSGE-VAR模型的构建进行详细解释；第三，考虑反事实分析结果，在模型中考虑利率下限问题；第四，考虑脉冲响应分析结果以及模型构建问题。

 第六位报告人是来自上海财经大学的杜广杰博士，他为我们分享了《环境信息披露对城市绿色年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环境信息披露是环境规制的手段，因此可以通过披露污染源超标违规信息的方式达到降低环境污染的目的，目前由于环境信息获取的困难以及反向因果内生性问题的存在，导致环境信息披露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因果识别问题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论文首先在DEA框架下采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度了中国274个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其次，将2008年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实施作为一项外生政策冲击，基于2005-2017年中国278个城市数据构建准自然实验，采用DID和PSM-DID方法研究环境信息披露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环境信息披露制度能够显著提高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环境信息披露能够使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5 %-8% ，采用PSM-DID方法的稳健性估计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此外，环境信息披露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分析表明，环境信息披露通过提高城市创新水平、降低环境污染水平、提高环境治理能力等途径提高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区域异质性层面，东部地区环境信息披露的城市环境信息披露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正，而中西部欠发达城市的环境信息披露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不显著。在环境规制强度和创新水平异质性层面，低环境规制强度和低创新能力的城市，环境信息披露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系数较高，在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层面，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城市，环境信息披露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系数要高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城市。

 针对杜广杰博士的报告，齐鹰飞教授提出了以下三点建议：第一，考虑因果识别的合理性；第二，解释结果时注意环境信息披露本身的影响，同时考虑冲击的随机性问题；第三，考虑环境信息披露的作用机制。

 第七位报告人是来自湖南科技大学的高欣博士，她为我们分享了《经济增长视角下地方隐性债务的可持续性研究--基于2006—2018年的省际面板分析》。研究基于经济增长视角，通过MIMIC模型构建地方隐性债务的测度方法，得到了2006—201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据此展开地方隐性债务的可持续性研究。研究发现：地方隐性债务呈现出整体上升的态势；当前地方隐性债务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地方隐性债务具有较强的可持续性；分区检测的结果表明，地方隐性债务可持续性存在区域异质性，在西部地区的可持续性最强， 在东部和西部的分组控制变量中没有通过显著检验；针对这一现象，分位数估计结果的检查报告认为，地方隐性债务在低分位点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弱，在高分位点处的可持续性较强；门槛检验的结果发现 1202.05亿元是地方隐性债务保持可持续性的临界点。基于上述研究，高欣博士认为应当保持适度规模的地方隐性债务，但同时要强化债务风险监管。

 针对高欣博士的报告，董直庆教授提出了以下三点建议：第一，可持续性债务与经济增长的区分；第二，隐性债务与显性债务有无差异；第三，考虑政府债务与财政收入问题。

 第八位报告人是来自内蒙古财经大学的赵旭东博士，他为我们分享了《个体异质性、税收激励与中国居民家庭财富代际转移行为研究》。研究发现父代的收入水平对财富转移量影响显著，回归结果显示城市中的财富代际转移量要高于农村地区，可以认为这一结果与城市和农村的人均收入水平有关，城市地区的人均收入要高于农村地区，因此城市地区的财富转移量也高于农村地区，父代的婚姻稳定性会对财富转移量产生显著影响，稳定的婚姻中财富代际转移量明显高于不稳定婚姻中的财富转移量。根据分位数结果，父代的年龄越高，其对子女的财富转移量越少，且这一现象随着父代年龄的增加变得更加显著，同时父代的健康状况会对财富转移量产生显著影响，即父代健康状况越差，财富转移量越少。子代的受教育水平对财富转移量有显著影响，且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财富转移量增加的趋势明显。

 针对赵旭东博士的报告，齐鹰飞教授提出了以下三点建议：第一，论文模型与实证的结合存在问题，模型求解的稳态和动态结果不够清楚，逆向财富转移未考虑到模型中；第二， 精减解释变量数量；第三，未给出税制改革对财富代际转移行为的机制。

 八位博士生通过学术论文报告交流的形式分享了他们的最新的研究成果，并得到了三位教授的点评与建议，为参会师生带来了一场丰盛的学术盛宴。2020年第九届数量经济学国际学术会议博士生论坛“经济政策分析”顺利落幕，取得了与会嘉宾的一致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