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讯 | 2020年第九届ISQE会议“博弈与企业治理”分论坛成功举行

快讯 | 2020年第九届ISQE会议“博弈与企业治理”分论坛成功举行


发布时间:2020-08-29 11:25:06 作者/出处:

8月28日,2020年第九届数量经济学国际学术会议“博弈与企业治理”分论坛在线上成功举行。主题论坛分为上午和下午两场,八位国内外专家学者为与会人员带来精彩的讲授。

第一阶段上半场学术报告由日本国立香川大学姚峰教授主持,罗格斯大学商学院Jian Yang教授以及北京交通大学曹志刚教授分别以《Nonatomic Game with General Preferences over Returns》和《Snipings in Soft-close Online Auctions》为题进行研究成果分享。

     

第一位报告人Jian Yang教授认为,选手的选择是由一般偏好引导的,而不是直接受到选手行为配置的影响,如果让偏好高于选手个体所收到的回报,而回报则与所有选手的行为相关联。在随后的报告中,Jian Yang教授指出,非原子博弈模型分为半匿名和全匿名,在一般的半匿名情况下,选手的回报取决于他自己的行动以及由其他选手组成的选手身份-行动组合分布;而在更特殊的全匿名的情况下,其他人仅通过他们所形成的动作分布来影响当前选手。Jian Yang教授所建立的非原子博弈模型已经使标准分析富有成效,其不仅可以验证平衡点存在性的结果,而且可以同时导出平衡点关于回归函数和参与者偏好曲线的上半连续性。

第二位报告人曹志刚教授首先介绍了在拍卖领域中存在的“狙击”现象:狙击现象是在线拍卖中常见的战略行为,学术界普遍认为,狙击行为对于被狙击者是一种不公平的做法,可能还会损害拍卖平台,而卖家同样对于狙击行为持反对态度,他们认为这样会降低拍卖物的价值,软关闭(Soft-close)的引入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狙击。曹教授在报告中指出,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经验上,软关闭的引入都不能彻底抑制狙击,其主要原因是很多平台不允许代理出价,进而导致大部分竞标者在拍卖过程中无法充分集中。曹志刚教授利用阿里巴巴司法拍卖平台的大规模数据,通过对数据的分析为“狙击手”的存在提供了重要证据,并发现其中标几率明显高于非战略竞标者,中标价格亦明显低于非战略竞标者。曹教授也对改善这种情况提出了平台应该允许代理出价以及软关闭的时间应该适当延长等建议。

第一阶段下半场学术报告由来自北京交通大学的曹志刚教授主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崔志伟副教授以及天津财经大学的张庆君教授分别以《Coordination with Constrained Network Formation》和《Does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LPR Quotation Mechanism Increase Banking Risk?》为题进行了研究分享。

第三位报告人崔志伟副教授提出了一种随机学习模型,在这种模型中,玩家可以主动与有限数量的同伴建立联系,从而参与依赖于规模的最小努力博弈。在这种最小努力博弈中,玩家的收益依赖于参与者所选择的最小努力,并且会随着参与者的规模而增加。崔老师还认为,在多人的协作问题上,每个人都倾向于选择最小努力博弈。但这仅是一种单边互动,每个个体仅限于与主动建立联系的个体建立最小努力博弈。长期均衡取决于关联限制和协调的边际收益。一个限制性的关联约束或一个最大努力协调的巨大边际收益促进最有效的协调。即使假设条件没有得到满足,玩家也不需要被困在效率最低的约定中。在一定条件下,协作就会选择第二最大努力。

第四位报告人张庆君教授将贷款优惠利率作为贷款基准利率的替代品,贷款优惠利率的出现是贷款利率市场化的关键一步,但其加速了银行贷款利率的下调,对银行的盈利能力和风险承担水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张教授利用我国95家商业银行2007 - 2018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考察了LPR报价机制的引入是否显著影响了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并分析了影响银行风险敞口的传导机制。张教授在报告中指出,2019年之后,我国改变了LPR报价机制,央行和定价行各掌握一部分的定价权,这就体现了市场化的特征。研究发现,LPR报价机制的引入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大银行和上市银行的资产规模较大,对银行风险的影响较小。

第二阶段上半场的学术报告由来自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田新民教授主持,吉林大学商学院的林煜恩副教授以及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的李想副教授分别以《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污染防治的影响:基于地区资源与污染程度的调节作用》和《控制权分配、联合供给与公共服务质量:责任分担的视角》为题进行报告。聊城大学的王健忠老师以及林煜恩老师对报告分别进行了评议。

第五位报告人林煜恩副教授表示,目前国内外学者针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大多是研究社会责任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而林老师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信号理论,探究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污染防治力度的影响,同时检验地区资源与污染程度对这一关系的调节作用。林老师随后展示了其实证研究过程:其选取沪深两市2010-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宏观经济数据为样本,通过建立数据模型来检验研究假设。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企业长期利益关系人与企业污染防治措施正相关,并且向外界传递企业经营状况良好的信息,有助于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企业短期利益关系人与企业污染防治措施负相关,这表明企业更加注重短期利益,传递出企业缺乏可持续性发展考虑的信息。同时林老师还分别按企业污染程度、行业技术类别、自由现金流量对样本进行分组,分组之后的假设依然成立,并且在研究中并未发现地区污染程度对企业社会责任与污染防治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而地区水资源的调节效果只在部分分组样本中体现。

王健忠老师对该篇报告进行了评议。王老师首先肯定了报告中所提出的将利益相关者分为长期利益相关者和短期利益相关者的创新性想法以及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对污染防治的新角度,同时王老师也对此篇文章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和想法,他认为文章应该说明分组检验的理论依据,并提出能否引入目前较为热门的文化变量来研究这一问题。

第六位报告人李想副教授主要介绍了公共服务需要多方联合提供的领域,事后的责任分担将影响各方成员在控制权上的分配、工作努力与服务质量等方面问题。李想老师通过构建一个内生控制权与责任分担的公共服务联合供给模型进行深度分析,从责任分担角度为公共服务团队的内部控制权分配、成员行为与服务质量提供了一个模型化分析平台。他在报告中指出:即使团队成员间不存在服务收益上的利益冲突,受到成本和责任的转嫁效应与道德风险的影响,主导成员也有可能选择“过度集中”或“过度分权”的方式,造成公共服务的效率损失。随后,李想老师进一步指出,如果对均衡的特征和形成原因认识不足,就可能提出错误的政策,甚至掉入“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陷阱,并同时指出外生的严格责任制度有可能内生出过失责任的结果。李想老师认为针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对于理解团队成员在合作中的角色选择、PPP项目的控制权配置、供应链纵向结构与产品质量的关系等问题也有启发。

林煜恩老师对此篇文章进行评议。他首先对李想老师的报告做了简要回顾:报告主要说明了控制权的分配是如何影响团队成员行为和公共服务质量的,这种控制权的分配会影响团队生产和任务分配。林老师还对此篇报告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认为文章应该说明什么因素决定了团队成员对于对控制权的分配,并且文章可以通过添加情景分析来完善研究过程。

第二阶段下半场的学术报告由来自吉林大学商学院的林煜恩副教授主持,聊城大学商学院的王健忠老师以及长春财经学院的卢扬老师分别以《董事会治理模式与企业创新——控制干预还是监督合作》和《区域诚信文化对高管语调与高管腐败的调节作用》为题进行主题报告。长春财经学院的卢扬老师以及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的李想老师分别对两篇报告进行评议。

第七位报告人王健忠老师主要介绍了基于经理人的创新困境,从董事会治理模式(控制干预型和监督合作型)出发,通过构建经理人收益方程,分析了何种董事会治理模式更利于创新活动的展开。王健忠老师在报告中指出,在董事会不干预 CEO 经营决策的情况下,董事会监督强度越大,对企业开展创新战略决策的积极作用越强,并且监督强度的提升可以加强董事会服务职能对企业创新的积极作用,而董事会的干预则减弱了董事会服务职能对企业创新的积极作用,结论存在于高研发强度的样本中。王健忠老师还指出,监督合作型的董事会能降低 CEO 的离职业绩敏感性(安全网效应),并且能够降低代理成本对企业创新的负效应(治理效应),最终能够加强 CEO 能力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能力释放效应)。报告最后,王健忠老师总结了其报告的主要内容,他认为激励经理人积极的开展创新活动首先要培育容忍其失败的董事会文化,创建信任环境,并且敢于向经理人放权,但这又要建立在董事会监督作用积极有效的前提下。因此,要积极建设监督合作型董事会以促进企业创新活动的开展。王健忠老师不仅从崭新的视角研究了影响企业创新的因素,并且为研究监督合作型董事会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和实证证据。

卢扬老师对此篇报告进行评议。首先她肯定了从董事会的治理模式来研究企业创新力度的创新角度,然后提出了其对于此篇文章的建议和想法:她认为文章中并未详细说明控制干预型和监督合作型董事会治理模式的概念界定,而且在创新变量的选择上,文章只注重了研究投入却没有考虑研究产出。

第八位报告人卢扬老师首先介绍了十九大报告对解决企业相关问题的重要引导作用,社会各界都应该在“十九大”报告的引领下解决企业腐败问题以提高企业发展质量。卢扬老师选取了2013 年-2017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宏观经济数据,基于企业财务报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的文本研究了高管语调与高管腐败之间的关系。卢老师在报告中指出,高管语调越正面,高管腐败水平越低,语调信息拥有信号传递效果,高管语调负向调节高管腐败水平;在区域诚信文化指数越高的公司中,语调的积极涵义被增强,区域诚信文化正向调节高管语调和高管腐败之间的关系。

李想老师对此篇报告作出评议。他认为报告所研究的问题明确,既具有实践价值也具有理论意义,实证过程严谨、细致,研究思路具有很好的启发性。同时,李想老师也就此篇报告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文章所涉及到的理论,如代理理论和信号传递理论可以进一步的区分,并且与管理层语调有关的文献可以进一步的完善。

在本场分论坛中,八位专家学者通过学术报告的方式分享了自己的研究成果。报告聚焦经济前沿专题,分析经济热点问题,各位专家学者和参会人员进行了深度交流和沟通,思想的碰撞会迸发创新性思维,语言的沟通有利于探寻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会议期间的学术交流,深化了经济学的研究意义,促进了国内外的学术交流和学科建设,加强了各领域之间的深度合作,致力于将学术研究结果转化为切实可行的经济促进方案。2020年第九届数量经济学国际学术会议“博弈和企业治理”分论坛完美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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